当时,知识分子通过看传教士带来的书籍、还有与他们交流看世界。这些传教士会讲中文,懂些四书五经,由此赢得知识分子的好感。“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他们放眼看世界也是阅读书籍。只不过过去只强调他们是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知识分子这样做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
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是世界的中心,看了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晚明知识分子大吃一惊,地是圆的,中国不在中央,而是远东。“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
樊树志很喜欢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说的一句话,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晚明的大变局的观点是我提出的,但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对话
“历史可能倒退”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情有独钟?
樊树志:我祖籍辽宁,在浙江湖州出生。抗战时湖州被日本人占领后,全家逃难到了杭州,就一直在杭州长大。中学时我读的杭州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那时我理科成绩也很好,但我不喜欢工厂,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就选择了历史。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是对的,要是我学理科,一辈子也就是做个工程师。研究历史,我还可以写到80岁。我最先研究的是土地史,后来开始研究明清江南市镇。
走上晚明史研究是因为后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主动找到我,约我写《万历传》、《崇祯传》。后来就专门研究晚明史了,这个过程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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