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有过专门分析,“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推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塑
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为古老帝国吹来一股新风时,社会大变局之下,自然就出现思想解放潮流。晚明知识分子反感明初开始的八股取士,他们决心打破科举制度下带来的死板、人云亦云。
王阳明提倡自觉自主思想,首先打破思想界沉闷而僵化局面。他的弟子把师说发扬光大。在李贽那里,晚明思想解放达到高峰。假道学把他斥为“异端”,他也成为被政权所不容纳的思想犯。
李贽的著作尽管一禁再禁,却始终流传于民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把李贽视为前辈同道。“由此可见,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樊树志说。
“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外,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中国大环境有点让传教士如鱼得水,虽然教徒的数量并不理想,皈依者层次却很高。”关于晚明思想解放与传教士传教之间的关系,学者周振鹤做过这样的分析。
在樊树志看来,瞿汝夔、徐光启等知识分子在与传教士接触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开始与世界接轨,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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