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国家并非明朝皇帝规定的朝贡国家,没有合法贸易渠道,只能进行“走私贸易”。从明初以来就确立的海禁政策,与全球化贸易浪潮显得格格不入。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月港的海禁,设立海关,征收进出口税,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是明智之举。
进入清朝以后,月港贸易盛极而衰,原因在于,朝廷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此后又推行严厉的闭关政策,规定对外贸易只允许在广州一港进行。月港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再谈问题的后半部分。我在《晚明大变局》写到“嘉靖倭患的真相”,强调“嘉靖大倭寇”的领导人是中国商人,成员的大多数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大部分是“假倭”,小部分是“真倭”;而这少数的“真倭”是受“假倭”雇佣的,处于从属地位。
这个判断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向嘉靖皇帝分析形势时提出来的。徐阶是松江人,对倭患的真相有真切的体会。江南一带的知名人士普遍持这样的看法,如太仓人王士骐、嘉兴人李日华、海盐人郑晓、苏州人陈仁锡,都有与徐阶类似的观点。
“假倭”的首领是徽州人,并不奇怪。明中叶以来,徽州商人集团蓬勃兴起,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踪迹,而且颇有垄断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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