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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三个小时就毁于一旦

2016-09-22 12: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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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

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

同床异梦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