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氏上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
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西方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洋人指挥的五千人军队。
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氏耗时近五载终在1870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日后李鸿章的北洋军事力量能独步清末,于崇厚打下的基础关联甚大。可以说,在各地疆吏中,崇厚绝对是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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