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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 三个小时就毁于一旦

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即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

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据说“清议方面,则深病国藩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知交中腾书责难者甚夥”。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

更让曾氏揪心之事还在后头。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

“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自然有口难辩,慨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崇二人皆希望力保和局,不轻启衅端。但二人目的却迥然不同,曾是欲图顾全大局,实现还洋人清白与给百姓交代两不误。而崇更多考虑取悦洋人,不惜付出一些较重的代价,也要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

难怪李鸿章指责其“平日谄媚彼族过甚,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否则,传谣已久,何不出示谕禁?何不派兵弹压?盖不为民所畏信耳”。而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从曾纪泽处了解到天津官场大致情形后,“始知崇地山(崇厚)之奸险。湘乡(曾国藩)于洋务亦具有苦心矣”。

曾、崇二人虽共处津门办案,不过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