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写着恭王的信中分析,此密件只寄给四位高官,自己与毛昶熙就在天津,第一时间便收到,此外李鸿章也亲自收到,应不会泄漏。只是崇厚于密谕发布两天前离津,“钉封交商署幕僚陈道翰芬转寄行次,不识地山宫保果于何日奉到?”行文至此,曾欲言又止,未再深言。
最终,教案历时四个多月,终在当年10月22日结束。清廷付出的代价堪称沉重:罢免天津道周家勋,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正法罪犯18人,充军25人,赔偿损失50万两。
马士曾如此评价天津教案:“半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基于宗教偏见,部分基于迷信,部分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极点”。
这场极端的中外冲突,连带引发了津门官场的大地震,当地整个领导班子成员全军覆灭,甚至波及部分朝廷大员。
虽说曾国藩未受牵连,全身而退。然他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因这短短的三个小时毁于一旦。
无可奈何花落去,夕阳西下几时回?大佬终将步入黄昏。
不解之疑
在处理教案过程中,除了崇厚,曾国藩便与恭王联络最多。三个多月,其几乎日日与恭王函牍往来。
不过曾其实一直对恭王及军机处成员评价不高,同治八年夏天曾进京面圣归来,对幕僚讲道:“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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