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
遇到“猪一样的队友”,曾国藩心情大坏,身体更每况愈下,导致病情加重,25日办公时竟呕吐不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暂时无法理政。急于结案的崇厚,于是奏请再派重臣来津办案。清廷之反应甚快,26日便指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同办案,同时谕令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办。
丁、毛二人抵津,从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缓解曾氏身上之重担,但案件进展依旧缓慢。法国公使罗淑亚心知本国政府正忙于同普鲁士开战,根本无瑕顾及教案事宜,但他自忖清廷信息闭塞,故与他国形成攻守同盟,依旧摆出一副强硬态势,声称必须处决天津知府、知县及天津提督陈国瑞(此君自始至终未参与教案,可谓典型的躺枪)三人,赔恤银两数百万,惩治凶手必须三四百名,并且今后驻兵津沽由清廷出纳兵费。
这些要求自然远远超出了曾国藩的心理承受底线,他只能一边审案,一边与罗淑亚等公使软磨硬泡。而在另一边,总理衙门天天催促结案,曾夹在当中,如小媳妇般叫苦不迭,“天津之事,总署催余缉拿正凶,提解府县,一日一函,迫于星火”。案件“虽系混星子起事,及至事后即平民亦与誓同生死,竟有牢不可解之势”,已抓到的犯人,彼此互相串供,没抓到的犯人,家家户户帮他们藏匿,“所拿之犯坚不认供,无可如何,极为棘手。见讥清议姑置不论,目下实难交卷”。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两件事情打破了这种胶着态势,一是普法战争的消息已传到国内,法使罗淑亚担心清廷因此事态度转为强硬,故自己不再坚持之前的一些过分要求。二是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横遭刺杀身亡,即晚清著名的“刺马案”(此案对于晚清政局尤其是派系势力分野影响尤大,笔者将另外撰文详述)。此事件引发官场一系列调整,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其爱徒李鸿章执掌直隶,丁日昌火速返苏暂理大局。熟谙洋务的李氏北上,确有助于打开局面。
不过在李氏抵任之前,曾国藩又遭遇一场“无间道”事件。他7月底总署寄来的密件竟然被外国使节获得,他们拿着此文件又在府衙大闹一通,“反谓中国不以诚信相待,讥讪揶揄,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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