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这一天,虽然没有盐,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红四团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同志们管它叫“密窖”。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一律没收。
在草地:皮带和马具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草地行军时,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扭扭。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胡奇才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胡奇才回忆;“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郭林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长征中某日,“我们红二方面军与红三十二军相遇同行。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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