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政策,蜂起暴动,列宁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走向绝境,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党的十大毅然决定中止“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放宽贸易自由,推广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经济政策”,被称为向农民妥协的“第二个布列斯特(和约)”。
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分别被认为是苏维埃初期农村的两次革命。传记作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浪漫而残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农民利益方向让步的一次不得已的转变。”然而,新经济政策能否把俄罗斯向现代化、工业化社会推进?
党内外充满了争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新经济政策偏离了共产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交换”的原则,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俄国工业化的资金只能来自农村,若不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据此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主张将农村当作“殖民地”一样进行榨取,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一开始,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反对这种理论及政策主张,把这种做法斥为对农民的“军事封建主义剥削”。可是,当斯大林击退“左翼”反对派、工业化直接提上日程的时候,他也无法解开这个难题,只得抛弃自己的原有立场,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在推行“消灭富农”、“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等一系列激进措施后,拾起原先左翼反对派的主张,改头换面,提出用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法,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交纳“贡税”。在全国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个国营农场,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和农产品,这被称为俄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这场“革命”不但导致富农和耐普曼濒临绝境,他们的财产被剥夺,许多人被驱逐出家乡,赶往荒无人烟的东部地区,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粮食产量锐减,大批耕畜被屠宰,造成饥荒蔓延,饿殍遍野。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南俄等产粮区发生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社会矛盾极度紧张,但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放松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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