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没有派出驻外使节,还试图阻挠西方使节入京。而英法使节坚持亲自觐见咸丰皇帝递交国书。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到通州与英国代表巴夏礼谈判,明确指出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
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拒绝跪拜,然后扬长而去。咸丰帝大怒,命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攻入北京。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签订后,西方使者又提出了咸丰觐见皇帝的请求。
就在清政府左右为难的时候,咸丰帝去世了,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清政府以此为由,搁置了西方使者觐见皇帝的请求。
清政府坚持行跪拜礼,而《天津条约》又规定了平等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清政府的使节觐见外国君主也要跪拜喽。你要是不跪,凭什么要我们跪。这就是清政府当时的难言之隐。
而选用蒲安臣出任使节就打了一个擦边球。蒲安臣虽是清朝任命的使节,但他又是美国人,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在替中国搞外交。说白了蒲安臣就是一个外交中介,将中国隔离在外,避免了直接会见礼仪问题。
不过由于蒲安臣的特殊身份,清政府对蒲安臣并没有委以全权,所有事情都要与随行的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商议。这支挂羊头卖狗肉的外交使团就这样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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