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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花边”:鲁迅为数百元痛骂此人

这场版税纠纷尽管以和解结束,但在这期间鲁迅却和林语堂大吵一架。原来在协商会结束后第三天,李小峰请鲁迅和调解者郁达夫等人吃饭,算是向鲁迅表示歉意,为避免尴尬还请了林语堂夫妇作陪。不料在饭桌上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他想办一个出版社,曾经几次请鲁迅、林语堂吃饭,鲁迅也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鲁迅当然很忌讳这件事。所以,当有人提到张友松可能挑拨是非,林语堂也表示赞成时,鲁迅以为林语堂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马上站起来大声喊着:“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谁也不让谁,竟然吵了起来。郁达夫一看情况不好,硬拉着林语堂离开了酒席,大家不欢而散。其实,除了当时两人可能都喝多了之外,他们吵架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思想见解不同,特别是两人都到上海后,林语堂开始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主张用书写闲适间接曲折地表示对社会的不满。鲁迅却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没有真正的幽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语堂认为鲁迅在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问题上,过于计较金钱,甚至不惜和学生撕破脸,他对鲁迅这样做多少有些瞧不起吧。恰巧宴会上两人一语不合,争吵自然无法避免。

再说这件事过后,鲁迅的书还是基本上交给北新出版,只是他同李小峰的关系再也没有以前那样融洽,而更多是客气和礼貌,说起来令人惋惜。至于李小峰本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来因为这件事,他被扣上“剥削鲁迅”的罪名打成右派,但他一直沉默,从来不为自己辩护。1971年9月他在上海去世。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要“特立独行”,就必须在经济上自立。这次纠纷标志着鲁迅那一代文人已经走出“耻于言钱”的道德尴尬,鲁迅对于个人权益的维护显示出他的经济眼光。在既没有祖传家业也没有仕途保证之后,知识分子必须扔掉假清高的面具,做一个光明正大靠个人才华赚钱的现代文人。正如他所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其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觉醒,而鲁迅就是他们的代表。今天我们谈鲁迅,如果不谈善于维护自己著作权的鲁迅,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

(责编:金紫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