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冠一怒为花边”：鲁迅为数百元痛骂此人
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
鲁迅终其一生对经济收入一直重视，一直为经济独立而奋斗。当年鲁迅被蔡元培邀请担任教育部佥事，薪水是每个月200大洋，这在那时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当时北京市民一个月有二三十元已可维持小康水平。但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鲁迅实际拿到的远不到此数。鲁迅是长子，要负责养家，每月要把一半工资寄给绍兴老家，还要承担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后来鲁迅的母亲、妻子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等都来到北京，鲁迅的负担就更重了。按说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教，两人的收入维持这个大家庭没有问题。但一方面是收入常常不能及时得到，一方面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财务，花钱大手大脚，以致入不敷出。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常常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录。而且这个时候的鲁迅，虽然发表很多白话小说，却很少有稿费收入。稿费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鲁迅到上海后的事情。如今他既然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税，当然要采取必要措施追回。
就在鲁迅请好律师的那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他终于收到李小峰的回信，其中还有给鲁迅的版税及编辑费各五十元，这更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因为不仅只有五十元版税，而且编辑费原来一直是一百元，李小峰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减为五十元，鲁迅一气之下把这钱给退了回去。而且北新书局不但把出版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甚至为了赚钱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刊登低俗的性病广告——这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当天晚上他写信给李小峰，以停止编辑杂志表示抗议。信中这样的文字明显看出鲁迅的愤怒：“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
那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每月100元至200元算是中等阶层，每月60-70元属于一般市民阶层，而贫民阶层的收入不到30元。鲁迅的小家庭马上就是三口人，还要请保姆，孩子的出生、抚养以及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等等，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迅一直热心帮助青年以及购买藏书，还定期资助“左联”和一些文学社团，这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鲁迅必须保证每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才能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然而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九十多元，这当然有刚到上海暂时没有更多作品的原因，但北新书局克扣版税才是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