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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