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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