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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