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陈寿自有他的写作技巧,正如北魏政治家、史学家崔浩所言,《三国志》“微而显,婉而成章”(《魏书·毛修之传》),很多意思要从字面底下看出来,他不直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所以,读三国似乎来很简单,但真要读懂读透那实在太难了,这需要很强的史学根基与文学功底,但凡你的“阅读理解”水平不够,或对时代背景掌握不扎实,就很容易误会陈寿的真意。所以,后人都不爱读《三国志》而宁愿读《三国演义》,反而当时人对陈寿评价极高,如《华阳国志·陈寿传》就言其“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荀勖、张华乃是西晋的文学政治领袖,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正是陈寿所书写的主角,就连他们都觉得好,可见陈寿的春秋笔法实在精当,说班固司马迁都比不上,那是夸狠了,但“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崔浩语),应该还算惬当。所以魏晋士人很喜欢写史,但有一些作者,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竟主动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壁之称的夏侯渊曾孙夏侯湛,便因“见寿所作”,而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逊之孙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最终没能写完。
总之,陈寿的《三国志》那是写的极好的,但“隐讳而不失实录”(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很多事情都写在文字底下,非文史功底极牛且非常了解内情者难以读懂其中真意,这就导致整个三国时代变成了一个迷雾重重的幽暗洞穴,越靠近里面(离陈寿时代越近)越看不清楚(陈寿要顾忌的人事就越多),所以我称这个时代是“隐秘的三国”,前半段由于董卓和王允,搞得丢失了东汉末年很多朝廷史料,后半段由于客观原因,陈寿写史“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这书是实在不好读啊。
好在,到了南朝,刘宋出了一个考据狂裴松之,受诏补注《三国志》,竟一口气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两百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注4)。这下三国总好读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裴松之将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裴松之引的这些杂史、别传、家传、类书、方志很多都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偏向与地方本位思想(注5),不同的资料的史料价值与可信程度都不同,有的甚至互相歧义各说一套(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每条都需要读者认真辨析取信,故唐代史家刘知几批其“繁芜”,更言其如“蜜蜂兼采,甘苦不分”(《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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