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三国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三国的名将就不用写了,因为大家对它太熟悉了,从小罗贯中就熏陶了一遍,后来易中天等现代学者又演绎了一遍又一遍,大家早就审美疲劳了,你也讲不出啥新意来,不如不写。
然而写名将,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绕不过去的,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即便各种作家文豪、专家学者演绎、研究了这么多,三国人物的英雄魅力仍有未被发掘之处,甚至还有诸多历史真相值得进一步研讨、辨析、深究。说一句你或许不相信的话,你以为你最熟悉的三国,其实是隐秘最多、问题最多的谜一般的历史时代。就如你熟悉曹操的奸诈,却不了解他的辛苦;你熟悉诸葛亮的智慧,却不了解的他的叹息;你熟悉关羽的高傲,却永远不了解他的孤独。
那么,三国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最熟悉的隐秘史呢?第一个首先得怪董卓,东汉本是一个极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时代,其国家图书馆也相当兴盛,《隋书·经籍志》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只可惜董卓之乱,迁都洛阳,这些图书档案损失惨重,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一》就描述说,当时“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总之是全毁了。
而我们第二个要怪的人,你可能想不到,那就是向来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司徒王允。
如前所述,几次大乱,国家典藏都被毁了,但这也没关系,毕竟还有民间私人藏书和一些记忆力很好的历史学者。比如东汉末年就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与藏书家蔡邕,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并负责撰写着东汉朝的国史《东观汉记》。只可惜,董卓被吕布王允所杀后,蔡邕竟被当做余党抓了起来。其实蔡邕不过是个文化人,并未参与董卓乱政之事,只不过与董卓有些私人恩义罢了,但王允却坚持要杀了蔡邕。蔡邕便效法司马迁,表示愿意接受肉刑赎罪,以完成修成汉史的夙愿,但王允坚决不同意,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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