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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被抓前向周总理求情，总理说了5个字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

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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