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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正国级常委刑满释放后的秘密生活，太凄凉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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