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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