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外国记者乔治·索凯尔斯基观察到:
“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报》曾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国民参政会说道:“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
为了治理贪腐,国民政府在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处罚。涉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告终。
即便是蒋介石,也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美券贪腐案”轰动全国,蒋介石极度震怒,但却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毫无办法,只能在日记中骂孔祥熙“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说孔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末了,蒋只能指示“速了”此案,“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
抗战胜利后,各级政府官员变“接收”为“劫收”,蒋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在日记无奈写道:
“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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