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丝毫无助于抵抗外敌,是吕思勉深感痛心的事情。他在教科书中痛贬岳飞,重点突出岳飞作为军阀的另一面,其实是受了爱国心的驱动。
但时局的变迁淹没了吕思勉的“时代意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舆论开始指责吕,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批评的声音出来后,商务印书馆考虑到商业方面的因素,邀请吕思勉对内容做了一些删改,在1933年出了修订本。③
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
这年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说: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故严禁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④
训令引起南京《朝报》的不满,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则用最大号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是汉奸,攻击《朝报》替汉奸讲话。
整个3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炒成了全国热点,民间舆论也被炒得怒气腾腾。
4月份,国民党党部介入。吕思勉只得遵照训令,对书再次进行删改。龚德柏尝到了被民意狂热拥戴的甜头,一意要将事情闹大,于5月份一纸诉状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的汉奸们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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