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部队的政策还是严格执行的。譬如对从百姓那里获得,大都需要购买。1955年被授予少校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房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胞们先有人回家,看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十分感动。他们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赶着牛羊从山上草地回来。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藏胞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三年多的腊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来。当时红军不熟悉藏胞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胞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胞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胞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战士们才知道没有收下藏胞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藏胞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给藏胞一些盐,藏胞收下,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钱治安《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有部队进入到德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战士本以为进了县城,可以得到一点补充,一些战士,看似病重,其实是饿的,有了粮食,吃饱了,病就好了。后来在几间破房子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在饥饿和政策面前,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在维持纪律和饥饿的实际情况下,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地下400来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肖永银(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是西路军战士。1937年西路军在甘肃高台、酒泉之间遭到极大损失后,他受令掩护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回中央。其间为有人能回到中央汇报,徐向前决定兵分几路,分别向陕北方向突围。肖永银与总部参谋陈明义两人一路,带着一个皮包和徐向前写给中央的信,以及几只做盘缠的金戒指,往中央方向进发。在路上,他们没有东西吃,也不敢轻易下山去买。在黑河边看到一户人家,他们便脱下军衣,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去找饭。可遇见的那家汉子狮子大张口,听说他们要吃一顿饭,竟然要收5块钱。当时5块钱不少,一般一顿饭不过1角2角。这位汉子也许听出他们是外地人,要敲他们竹杠。可肚子里几天没食了,没有办法,就掏出一个金戒指当饭钱。那个汉子试了又试,终于收下,给他们做了一盆青稞面疙瘩。饿坏了,也不管烫不烫,呼噜呼噜吃起来。一连吃了七八碗,把肚子胀得发痛,可还想吃……再往前走到永昌城,天下大雪,老百姓家也不敢去,躲在野地会被冻死。想想,上一年部队经过时,住在城北半山腰的一座庙里。到了庙里,四处看去也没法躲,最后从后面钻进一尊几丈高的大菩萨的肚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出来找吃的,看到祭台上香烛还燃着,台上还摆着一些残存的供品。他们先捡起来吃了一通,再把剩下的装进口袋,扛着出了永昌城。这是向菩萨“借”食物。再往后走到一处名为“十二洞”的小村子,他们每每靠讨食维持。这天讨饭到了一大户人家,被狗咬了一口。村子里的人怕他们“找事”,便一家一户地凑了半布袋饭。凭着以血换来的“饭”,他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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