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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口中的“大叛徒头子”，后来成国家主席

2017-08-11 1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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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党中央以极为诚恳的态度“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并预言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但遗憾的是张国焘北上后，思想并未与中央完全统一，在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上屡生枝节，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上甘南后，他粗暴推翻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强令红四方面军向青海进军，使红军丧失了北上会师，夺取宁夏的最佳时机。渡河期间，他消极对待中央重点击破南敌的方针，破坏海打战役的部署，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最终流产。部队渡河后，他不顾天候、地形、敌情等不利因素和共产国际援助尚未落实的情况，盲目乐观，急于要红西路军孤军西进。对此李先念指出：“至于张国焘，有的同志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次他也可能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62页。]

5.红军有关方面主观认识的局限与军事指挥决策不当等因素，导致一些战斗受损严重。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是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后，根据共产国际来电和当时的战场态势匆忙做出的决策，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都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战役准备。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当时对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社会民情、民族状况缺乏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战场的主要对手“二马”的基本情况、作战能力和特点缺乏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由于对浸透了宗教迷信和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二马”封建军阀队伍了解不多，将其当做一般国民党的杂牌军去对待，产生了轻敌思想，招致了严重损失。

由于轻敌思想的存在，西路军在一条山、横梁山战斗失利后并没有引起注意，盲目乐观，急于西进。甚至九军古浪失利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西进的危险性。我们从西路军早期中革军委、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往来文电中，都可以看到对战胜敌人的绝对把握和对未来胜利的乐观估计。西路军内部“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