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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