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谭玉龄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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