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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