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
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传达了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也恢复了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对他们的业务指导。
骨灰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才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了李震。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死,终年63岁。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
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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