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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晚年做错了什么死后骨灰被移出八宝山

2016-11-16 09: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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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曾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

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人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