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做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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