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父亲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杨成美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杨虎城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杨虎城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1949年9月6日午夜,自1937年开始就深陷监禁的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刺杀,时年56岁。
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当时是张学良救了蒋介石
【导读】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了。此次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并取得胜利的基础,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惨烈而光荣的一页,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前的重要信使高福源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多举足重轻的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但在吕正操的记忆里,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高福源,字少卿,是吕正操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同期同学,也是东北人,是他主动承担起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工作,最早成为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桥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1935年10月,张学良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奉命“剿共”,其中的一○九师、一一○师在劳山、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高福源负伤被俘。他在红军医院里得到了细心医护,还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被选为班长。
周恩来副主席也亲临学习班,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深受感染,决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问李克农:我愿回去说服军中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敢放我回去完成这任务吗?红军高层同意了高福源的设想。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甘泉城驻地,现身说法。此后,数次在苏区与东北军驻地间往返。当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消息,立即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
王以哲与参谋长赵镇藩和他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张学良命高福源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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