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说,做伟大事情的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大伯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们这种人,不会表现出七情六欲,我扶他去做礼拜时,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在赵一荻去世一年后的2001年,张学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张学良最后的日子里,张闾蘅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因为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他是潇洒地离开人间的”。
张学良带着人生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年少时,张学良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青年时,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却无法如愿;晚年时,他想回东北看看,终未能实现。
张学良为什么至死没有回大陆说法不一。张闾蘅说,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子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他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
赵一荻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张学良在四十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赵一荻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她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在许多人眼中,张学良是叱咤当时的风云人物,然而,这位曾经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却因一场“兵谏”而褒贬不一,被改变了的人生轨迹也从此与历史无缘。终其一生虽然始终不乏“前呼后拥”者,但是个中凄凉和孤独,也许只有赵四小姐最为清楚。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张闾蘅说,国人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没有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反对内战,力保国土的完整。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因放不放蒋与张学良大吵
【导读】“25日放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 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
杨瀚,《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祖父杨虎城和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谋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枪声,拉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中国近代史上“惊险的好戏”的“西安事变”的帷幕。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但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于抗日而不愿‘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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