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不久,李克农一行6人,由高福源接引,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后,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那里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高福源也于1937年2月4日在西安被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
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
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再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但再次遭受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采访吕正操,进一步了解到:1936年10月,吕正操从河北部队奉命来到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公馆的东楼里。当时,张学良亲自选了那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小组,意欲建立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有时会和部下一起进午餐。大家总会唠嗑起东北老家。张学良说:
“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其时,他已深感“剿共”没有出路。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张公馆和了解各方面情况并负责值班室电话。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12人到西安后,都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吕正操和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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