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内忧外患，孔明如何让局势转危为安？
建兴六年（228年）春，孔明一出祁山，五月吴鄱阳太守周舫以诈降吸引魏将曹休上钩；八月，孙权遣陆逊大破曹休与石亭，孔明亦于当年秋冬出兵攻散关。总的来看，吴蜀同盟确实发挥了互为犄角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支撑蜀汉的北伐事业意义极大。
重建益州，彰显中兴大汉的决心与信心
刘备取益州，即自领益州牧。但其称帝后，益州牧或益州刺史始终未授。这难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那便是益州就是蜀汉，蜀汉也就是益州一地。因此，孔明在建兴二年便恢复益州牧之职并自领之，但州府属官并不专设，而由相府属官兼任，等于州府、相府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州府虽设却不单独治事，而由相府兼管之，这样便有效避免了层级过多从而影响行政效率，也避免了广开衙门带来的冗官冗费问题。
从此，蜀汉主政者兼领益州牧或益州刺史便成为一种惯例。日后的蒋琬、费祎等均是如此。乍一看，益州建制的恢复并无实际意义，但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它表明，益州不能再与蜀汉划等号，它也有地方官，也只是大汉十三州之一，和其余十二州并无区别。因此，蜀汉偏居在益州仅是一种临时状态，那么下一步为摆脱这种状态，蜀汉必将北伐中原、讨曹灭贼，以收复被其占据的汉家天下。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举措，却向全天下彰显了蜀汉政权决心恢复大汉的信心，也为凝聚蜀地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蜀汉新老君主政权交替、内忧外患空前严重、政权濒临覆亡的严峻时刻，临危受命的诸葛亮充分施展才智，通过舆论造势、外交纵横与行政建制三项重点工作，并以武力平叛、广纳贤良等手段相辅之，最终迅速完成拨乱反正，将蜀汉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由此，我们不由得不对这位千古名相感到由衷地钦佩。
虽然蜀汉最终没能实现中兴，但因为孔明的存在，蜀汉不仅坚持了下来，还被后世认为承续了大汉的天命。也正因如此，汉作为政权的名称，没有因蜀汉的消亡而告别历史，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活”于五胡至明初的漫长岁月中，并最终超越一姓之局限，成为华夏正统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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