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仅仅也只是陈掖贤性格上放任自流的表现,但他工作时还算勤恳卖力,加之当时组织上一直对其照顾有佳,中央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其的关怀也一直没有断过,因此陈掖贤的日子虽过得磕磕绊绊,但到底还能过得下去。
真正压倒陈掖贤并迫使他自寻短见的,仍是他对自己母亲的狂热崇拜与自我心智的偏执与不健全。
1960年秋,他的父亲陈达邦来看他,见他面黄肌瘦,十分不忍。当时陈达邦是国务院参事,按照等级是有资格享有一定特殊待遇的。于是陈达邦便带儿子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七毛钱的餐券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原本陈掖贤吃得很香,可出来之后,陈的表现却极为反常。
后来据袁宝珊回忆,原来这顿饭触动了陈掖贤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那几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他亲眼看见有的百姓饿倒在地。因此,在自己吃了那顿狮子头之后脑海里却错误地产生了结论:自己作为赵一曼的后代,却没有和母亲一样,与百姓同甘苦,却享受了特权,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极为冲突,感觉自己背弃了自己母亲赵一曼在自己心中树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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