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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一贫如洗的蒙古才是好蒙古？

1727年，清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清朝放弃了贝加尔湖以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布里亚特蒙古游牧地。虽然确立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但有意引入沙俄势力压制漠北蒙古，则保持了漠北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

而为了强化对漠北蒙古的统治，清朝一方面移植漠南蒙古的盟旗制度，彻底改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最大限度遏制了蒙古“聚沙成塔”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大兴黄教，以宗教推动“计划生育”；更重要的是，清朝还默许来往于蒙古的晋商等商帮与蒙古交易，通过经济掠夺迫使其负债累累。

在清朝一系列组合拳的作用下，漠北蒙古人口锐减，一贫如洗，辛亥革命前夕只剩下50多万贫民。

但一贫如洗并不能逃避列强的觊觎，尤其是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火打劫夺走外东北和外西北后，更在清王朝风雨飘摇时制定了罪恶的“黄俄罗斯”计划，公然将清朝边界划定为长城一线，蒙古自然首当其冲。

再加上清朝对蒙古推行了诸多不合时宜的所谓新政，更激起了蒙古对清王者的离心，所以沙俄对蒙古的渗透一发不可收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趁机煽动蒙古高层自立门户，并疯狂进攻内蒙古和新疆。虽然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洋袁世凯政府收复了内蒙古和新疆全境，但漠北蒙古则被沙俄深度控制。

虽然1919年趁沙俄在一战期间崩溃，北洋军阀徐树铮收复蒙古和唐努乌梁海，但因为北洋政府内部相互倾轧，给了苏俄卷土重来的可能。

1921年，苏俄以追击白军名义进入蒙古，开始了对蒙古的“二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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