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朱德从组织、纪律建设着手,在政治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带出了一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部队。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合作的过程中,朱德作为处境艰难、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对范部给予的优厚补给,始终坚持部队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保持部队忠诚于党的底色,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光辉典范。
游击战术的引领者
扭转了部队在理想信念、政治组织上的颓势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变革作战方式,建设一支以弱克强、无往不胜的英雄之师,成为朱德面临的又一大考验。
起义军余部的将士,不少毕业于黄埔军校,多数来自原叶挺独立团,而且参加过北伐战争。他们在北伐时期,打的是正规战,取得过不朽的战绩,习惯于正规战战术。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起义军在正规战中接连失败,教训惨烈。在当时敌强我弱、转向山区、落脚山区的形势下,革命的直接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攻打大城市,而是如何求存自强,以弱抗强,积蓄力量,以待将来。这就需要一种适应新变化、新形势的战术。因此,如果再不变革作战方式,南昌起义的这点革命火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赣南山区的转移过程中,朱德审时度势,向部队阐述了继续革命的方法,明确提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来发展自己。11月上旬,他率部到达上堡,在整顿纪律的同时,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亲自给部队上课,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并从理念上提出新战术,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由此引导部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适应新的战术,他还将战斗队形由过去的一线式改为“人”字式。
部队经过新战术的初步洗礼后,在附近山区的剿匪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杨至成后来回忆说:“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朱德在战术上的革新和部署,使部队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再采取过去攻占大城市的办法。方向的正确,使得革命火种得到继续保存,而且还得到发展。
12月19日,朱德率部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进行休整和练兵,提升部队的作战技能和经验,强化部队对游击战的理解和运用。为了练好兵,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出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他规定将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构建阵前纵深的交叉火力网,以便更好地杀伤敌人,减少自身在密集队伍中的损伤,为以少胜多创造条件。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朱德能写出两类教材,从容不迫地锻造这支部队的战术,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没有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了便于部队进一步理解游击战的精髓,朱德还提出了“28字诀”作战原则,即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此外,他还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在训练中,他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经常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讲解、亲自示范,反复强调士兵要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朱德明确提醒部队,“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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