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的穷苦,不是因为懒、笨和不良嗜好,而是糟糕的社会结构。或者说,那些懒、笨和不良嗜好,是糟糕的社会结构逼出来的。一次次的奋斗都失败了,梦想被现实反复击碎蹂躏后,这些曾经自强的青年就开始躺平、摆烂。或者,像祥子这样走到极端的,成为“流氓无产者”或者“二流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受到三座大山压迫,烂的十分彻底,所以“流氓无产者”和“二流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地方的劣绅,他们大放高利贷,比封建地主的剥削还要严重得多。这在赵树理的小说《福贵》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一个踏实勤劳的青年农民如何躺平摆烂,最终彻底堕落。下面直接引用孙晓忠老师《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的叙述和评论:
财主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
福贵打小是个好孩子,精干漂亮,和祥子一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同样是因为父亲的病而家道中 落,最后借了王老万驴打滚高利贷治病买棺材,从此翻不起身,每天给王老万打长工,却还利息都还不够,于是账越欠越多。
福贵后来赌博,离家出走,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都是因为日子没了奔头,干不干一个样,“反正是个光!”,他给自己算过一笔帐:给债主王老万做长工,“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
在这样的生存法则和文化逻辑中,老百姓不但个个成为杨白劳,而且同样摆脱不了卖儿卖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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