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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后,我们更应该明白他从容就义的意义

回国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用犀利的笔锋开辟舆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李大钊深受鼓舞,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带着马克思主义而来,力求做一道刺破暗夜的光。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也更加笃定地成为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又过两年,他领导的五四运动犹如一场浩荡春潮,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一大批爱国青年通过李大钊的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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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开始四处通缉他、抓捕他。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几十人。与父亲在一起目睹整个过程的李星华后来写下了《十六年前的回忆》,描述了那个极其恐怖绝望的抓捕现场:“‘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其实在被捕之前,李大钊有很多次离开的机会,但他却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他清楚地知道,干革命的人,没有不苦的,因为他们会将这个国家的命运自觉地放在自己的肩上。既然要和旧势力作斗争,那就坚决到底,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