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
在“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笼罩的时代,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向东、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中国”并非凝固不变的,中原并非永远先进,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1613—1682)指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这里将“中国”与“外国”对称,而且“外国”(指周边夷狄)有超过中国的地方。
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1619—1692)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他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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