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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