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
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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