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一些同志是由于经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后来,同志之间相互都明白谁也不是特务,承认特务已经成为了一个走过场。以至于有的同志劝我,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没事了,不然连我们都不得休息地陪着你。
还有的同志拿来枣饼给我吃,等我吃完对我说,你饼都吃了,总该承认是特务了吧。再到后来,比较认真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懈怠了,于是,开斗争会归开斗争会,开完会积极分子与“特务”们相互拍拍肩膀一起去吃饭。
虽然抢救运动中发生了不少悲剧,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中央一些同志也有看法,但抢救并没有停止,上面的精神和处理意见还是很严的。由于我们夫妻两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又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被定为特务。
王世英同志从山西回到延安后,参加了审干工作,看到许多他所熟悉、了解的人,甚至和他一起从事过艰苦的白区工作的人都被定成了特务,他认为运动搞得过左了,于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大胆站出来向中央反映运动过左的问题,并列举事实材料,为他所了解的被定为特务的人做担保。我就是他所保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我,保其他一些同志,并且提出用党籍和脑袋担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这样做很可能轻则被定为包庇坏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重则被打成特务头子,因为他在白区工作过。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维护党,维护党的形象,就像上书反对毛江结婚、维护党的领袖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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