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
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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