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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