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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除了总理身份,还有三个身份,令人起敬

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政治大局之下处理事情时,把握原则性和亲情关系的分寸。

至于周恩来动员在北京的亲属到外地工作;鼓励晚辈亲属上山下乡,入伍后又脱去军装回草原;为身体不好的家乡长辈支付医疗费甚至丧葬费;悉心抚养家族成员子弟;坚持要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的胞弟周同宇退职,自己用几乎一半的工资供养同宇家庭生活;文革中为在江青的威逼之下保护弟弟和自己,亲自命令卫戍区逮捕周同宇等等事情,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周恩来家世》中有更详尽的介绍,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超出一般亲族伦理传统观念的特殊举动——平祖坟。

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要到江浙一带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于是他以到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回乡,光明正大,无人可以反对。周恩来趁此机会召见了在东南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曾山、黄道、刘英等人,完成了工作任务。

但既然是省亲,当然也要有实际行动。周恩来的祭祖并不是单纯打掩护,而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周恩来家世》详细记载了他的祭祖过程,从看望长辈乡亲、抚慰困苦孤寡、拜谒祖坟,到宴请亲族,做得十分周到。周恩来为在场各亲族分别题词留念,鼓励大家维护家风,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在祖屋百岁堂内,应邀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中续写“恩”字一辈的族谱。显然,周恩来这次家乡之行,既是省亲,也有团结和统战的意义。

到了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却多次力主平掉祖坟。早在1953年、1958年,周恩来就先后向淮安县委提及此事。1964年,他在与晚辈谈话时又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将来人口越来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来越少,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家乡重修自己的祖坟,反而要求平掉祖坟。无论多么难,他要以总理身份身体力行,带一个头。

周恩来的岳母和父亲先后在抗战时期逝世于重庆。那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在重庆工作,将二老葬于重庆。1958年11月,周恩来特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将二位老人遗骨火化深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