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不用公车来说,周恩来在淮安老家的唯一长者八婶母,1950年代初期两次来京看他,也从未派车接送过。当两位外地来京的晚辈眼看要误了看戏,秘书就派车把他们送过去。周恩来回来后知道此事,批评了晚辈和秘书,并双倍自付了车资。周恩来认为,决不能动用公车给私人亲属使用,即使付费也是不对的。
周恩来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味从严,而是坚持公私分明,合情合理。
对确实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亲属,周恩来是充分认可的。如六伯父周嵩尧,才华出众,人品廉洁,曾有“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之誉。他当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迫在眉睫的军阀大战;他当过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袁称帝时,周嵩尧决然而去;扬州陷落后,日本人多次请其出山,他断然拒绝;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主动捐赠古董,希望为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周嵩尧进京,国庆一周年时安排他上天安门观礼。这是周氏家族成员得到的最高礼遇。1951年6月,经推荐,由周恩来签字批准,周嵩尧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周恩来赞赏六伯父为人民做的好事,还常向他请教清末民初的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问题。
周恩来的十三堂弟周恩彦则是另一种境遇。周恩彦1948年被胁迫加入国民党,当局知道他是周恩来堂弟,又故意给他按上一个区分部委员的头衔。解放后,周恩彦向堂哥周恩来求助,周并未答应,而是要他“回原单位报到”,听候处理。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周恩彦因为有国民党基层骨干的历史,被判刑七年(提前一年释放)。周恩来虽知这位堂弟“没有怨恨情绪”,但绝不做违背当时政策的个人干预。周恩彦服刑期间,周恩来夫妇对周恩彦的子女给予关照,与他们书信不断,鼓励他们上进。1961年,周恩来夫妇还将周恩彦的儿子周保章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住了一周,赠送1939年他们在武汉与周保章兄弟姐妹的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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