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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该村住了18天,此村出了三个省委书记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平时比较得宠,但是碰到父亲的底线,他照样不留情面。小时候,我有一次上学眼看就要迟到,父亲坐车的路线和学校方向一致,母亲就提出让父亲顺便捎上我。父亲生气地说:“小孩子坐什么车,她有什么资格坐车。”

我们家早先住的房子,二楼和三楼,本来是给我们一家人住,水电费都在一块儿算。然而父亲觉得,房子太大,就表示,楼上一层让给其他干部住。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加保姆全家一共8人,住一层楼面仍然比较拥挤。我两位哥哥没地方睡觉,从小就睡在没有窗户的保姆房里。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安排给父亲住的房子大了。父亲一看,就把招待处的人找来,提出房租翻倍交。原来的房子房租是25元,他主动要求交48元。招待处的人一听,苦口婆心劝父亲,不要多交房租。但是父亲表示一定要交,招待处拗不过他。当时父亲的工资约300元,房租相当于工资的八分之一。

我妈妈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只要是父亲想做的事,她都全力支持。而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喜欢收藏字画,月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字画。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按理说,他是拿自己的工资去买,那些字画当时也不贵,然而有人开会时就点名批评说,现在有些市委常委,老喜欢跑文物商店。“文革”时,父亲也因为这个爱好而挨批。我们一家8人,就靠我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妈妈月工资140元,去掉给保姆的25元等,剩下的才是给全家用的。家里节衣缩食,生活简朴。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外出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次去南京开会,他什么人都不带,单枪匹马地去了。到了会场上,其他老同志都有警卫员陪着,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主办方不放心,主动说:“王老,要不要安排一个人照顾您一下?”父亲当场拒绝。

离休后,按照待遇,本来要给父亲安排一位秘书,但父亲拒绝了。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现在工作不多,再配一个秘书跟着我,就是浪费,也影响秘书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此外,按照待遇,父亲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差旅费可以报销,但是他从来不报。每次工作人员主动提醒说,有什么费用可以来报销了,父亲都会回一句:“没什么可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