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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坑爹:刘伯承被亲儿子告发,险些丧命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真研究过周恩来于1月21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

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

彭德怀不明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战后,彭德怀对刘伯承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这样的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增加了几分恼怒。

彭德怀在军事理念上把刘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条主义的干将,的确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

事实上,刘伯承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之后,当初发表针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心地和动机是希望红军能够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军事阅历,一贯重视部队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

然而,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最终获胜等铁的事实,让他认识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从10万到40万兵力的“围剿”,完全来自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

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机会,就主张把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中,力求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

1934年5月10日,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呼吁般地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人战斗。9月10日,他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以更深的认识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